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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西藏藏獒的历史考证来源


 
 我国考古学家在距今9000年的磁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家犬的遗骨。上海曹楚才先生撰文,早在远古之时,我国先民已完成了对犬的驯化。并将各种犬分为三大类,一类叫田犬,二类叫吠犬,三类叫食犬。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伏羲之八卦,已将犬包括在良卦之中,主张众民养六畜,即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猪。至商周时期,我国古代先民养犬已极为普遍,且颇具规模。周朝时掌管牲犬之官,称为犬人,其组织机构甚为完备。据周礼秋官司寇之犬人(既掌管祭祀的犬牲,还担任相犬的任务)云:“犬人下士二人,府一人,史二人,贾四人,徒十六人”。犬人掌管犬牲,凡祭祀共用犬牲,用拴物,伏座亦如之,凡几洱沈辜,用可也,几相犬牵犬者属焉,掌其政治《逸周书》。
  其中,藏獒已由当时广泛居住和分布在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(古羌人的不同部族,今藏民族的祖先)培育成功。据《尚书?旅獒篇》记载,周武王统一中国后,有西旅献獒。周武王的史记官员太保作旅獒篇:“惟克商,遂通道于九夷,西旅底贡藏獒,太保乃作旅獒,用训于王,曰:呜呼!明王慎德,四夷咸宾,无有远迩,毕献方物……”。这是最早有关的史记载。公元前n世纪,武王灭商后,建立周朝,定都丰镐(今西安),历史上称为西周,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。足见育成历史的久远。文中的西旅,主要指当时居住在西北边睡的少数民族,可能是古羌人的一个部落。另据《逸周书》记载:“渠臾以渠犬,渠犬者,露犬也,能飞食虎豹”。查询注释,渠臾即西戎的别名。对西戎有两种推断或解释,其一指西旅。谢成侠先生在《中国养马史》第六章第五节《西藏早期的养马概况》中叙述,关于西藏“在古代最不清楚,总认为那是以养羊为主的西戎部落散布的地方。……只知道祁连山南部草原上有西戎名骑马部落出没其境,……这也是由于在这世界脊梁的崇山急流所险阻,长久闭塞所致。”其二,西戎即犬戎,很明确,犬戎是藏族中的一个部落。据《宠物世界》1995年第二期,朱积孝撰文“中国的狗文化”,说明藏族中有以狗为族名者,如犬戎。……犬戎多次与周王朝发生战事。因此,可以进一步明了,商周时期,我国藏民族已培育出了今天的藏獒,而且该犬为露天饲养,能飞食虎豹,足见凶悍无比。如此凶悍,自然非同一般。《尔雅 释畜》中有记载说:“捡、猖猜犬,四尺为獒。”而《博物志》有载“周穆王有犬,名耗毛白;晋灵公有畜狗,名獒;韩国有黑犬,名虚,犬四尺为獒”。说明周以后,藏獒已广为帝王将相所豢养。如《左传》宣公二年记载,晋灵公嗽使奖欲杀良将赵盾,赵答道:“君之獒,不若臣之獒也”。可见,在春秋时代,藏獒就早已传播开来。特别是藏獒的价格也不断上扬,所谓货真价实。据《三国志 吴志 孙皓传》记载,“何定使诸将各上葵犬,将皆千里远求,……犬至直数十匹,御犬率具缨,直钱一万,一犬一兵,养以捕兔供厨”。

  据史料记载,我国元代养犬已正式服务于军旅。《元史》记载:“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辖,狗站一十五处,元设站户三百,狗三千只,以狗供役之释站也”。在大量征集狗服役时,统治者自然不能轻视藏獒。《宠物杂志》1994年第四期,有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王子清、孙丽华撰文《中国犬文化发展的轨迹与促进养犬业的管理良策》记述:“成吉思汗远征亚述人、波斯人和欧洲时,曾征集大批西藏神獒服役军中,公元1241年远征军班师回朝,小部军队驻留欧洲,携带犬、马等也随军羁留疆场或流落异乡,使我国藏獒与当地犬种杂交,成为国外许多大型名犬,如马士迪夫犬,大白熊犬,纽芬兰犬等的祖先。从这些犬种的外部形态特征、习性看来,它们蕴藏有我国西藏神獒的遗传性是无疑的”。

  清乾隆年间,陪同西藏班禅大师东进的清政府驻藏都统傅清进将1只西藏神獒带到北京,立即引起朝野轰动。朝野上下都为该藏獒的英姿、气势而赞叹。为此在清王朝供职、专为乾隆皇帝画像的意大利画家朗士宁受乾隆旨意,为该神犬作画。画中藏獒遍体通红,气薄云天。该画卷因之而为世界名作,现珍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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